初民学院第十五期本科生科研训练成果展示，作者：陈天慧 彭菊梅；指导老师：魏晓锴。

摘  要：援绥运动是在绥远抗战前后展开的一场具有全国性的援军抗战运动。在其中呈现出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更难能可贵的是其基本做到了公开透明、合理有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但不可避免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民众以“精神援助”与“物质援助”为主，勇于捐躯前线者罕有，部分组织在劝捐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摊派与强迫等问题。总体来说,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抗日救亡运动，不仅为绥远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甚至对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最终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绥远抗战；援绥运动；《申报》

Abstract: The movement of Aiding Suiyuan is a national salvation by anti Japan which carried out around the Suiyuan Campaign. It features long time and large range.  

Key words: Suiyuan Campaign; the movement of Aiding Suiyuan; Shen Bao

2017年春季教育部下发公函，《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中明确提出“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为我们更加深入的展开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指明了新方向，学者们将更多的目光聚焦于相对被忽略的1931-1937年的抗战。对于山西来讲，在抗日战争中始终处于前沿阵地，而且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就率先投入战斗，由傅作义指挥的绥远抗战就是其中一例，这场战役是全民族抗战的先声，在抗战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遗憾的是，多年来学界对绥远抗战的关注一直十分有限，对于它的研究，与其实际作用在历史上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符。对此，我们应该积极对绥远抗战进行挖掘，为抗日战争史及山西区域史研究尽力。绥远抗战能够取得胜利，群众的广泛动员与踊跃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在当时具有重大意义的援绥运动。透过援绥运动，我们可以看出全国民众对于绥远抗战的参与程度，甚至是对于全民抗战的态度，这对于绥远抗战以及此后不久的全面抗战具有深刻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学界虽然对绥远抗战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却往往集中与政治军事等，对这场民众性的抗日救国运动远不够重视，特别是对于《申报》等报刊类资料的挖掘度远远不够。本文将以援绥运动为关注点，以《申报》为中心，在对从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前后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申报》中的相关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援绥运动”进行再研究，以求最大限度探寻历史真相。

一．《申报》援绥运动的词频梳理及分析

词频往往可以反映人们对于时间的关注程度，关注多则出现频率大，关注变少则词频必然会下降。《申报》作为当时影响力最大的报纸之一，其词频的重要性更可见一般。本文对《申报》援绥报道的词频梳理，需要借助“爱如生申报馆”全文数据库。在数据库中，以“绥”、“援绥”两个关键词进行全文检索，以月为单位统计出其在1936年绥远抗战爆发前后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的词频，值得注意的是“绥”在报道中大量此意为“绥靖”，因此在此处统计的“绥”是指去除绥靖之意后单指地名绥远的“绥”。

关于“援绥”相关词频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申报》有关“援绥”报道词频一览表

                 （本数据表及折线图均根据《申报》数据库相关检索条目制作而成，统计虽不全面，但能基本反映援绥的规模和整体趋势。）

通过分析发现，在绥远抗战正式爆发前相当长一段时间，《申报》就对绥远形势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援绥运动在绥战爆发前已经开始，且从8月到8日到11月14日月之间，随着伪蒙军活动的日益频繁，绥远形势的日益恶化，战事迫近，《申报》对于“绥”的关注频次随之上升，报道更加密集，并且出现“援绥”的词条。

首先，关于绥远形势《申报》最早的一篇报道，是1936年8月8日《绥东形势严重》，“匪军二万犯陶林，竟号称边防自治军，傅作义令守军抵抗。”，但是这一时期的报道无论是数量还是范围还十分局限，多涉及政治与军事方面，涉及到援绥内容少，数量远不能与之后相比。8月13日《阎电王靖国部必要时开往应援》，8月26日《晋军开抵绥东增防》，以8月分这两篇为最早援助绥远的代表。

然后到了9月和10月份，《申报》报道主要是对于绥远形势变化的关注上升，未见到有关直接援绥的报道。此间值得一提的是10月10日刊登“绥远视察”的几组实地照片，它以“塞上风光”“大好河山”命名，但是照片内容反映的却是“自察北事变发生以来”，原来的和谐宁谧遭到破坏的场景，标题与图片形成强烈反差，以此唤醒国人的民族意识，激发对敌的愤慨，起到间接援助绥远的效果。

进入11月份后，前方形势更加危险，援助绥远更多。11月6日，“绥东形势益趋紧张，傅作义所部对于绥边防御甚力，平市学生团体感傅守土安民，誓死为国，今晨电中央及行政院，请明令嘉奖”，北平学生首先开始通过**中央，嘉奖傅作义的形式，积极关注绥远，鼓励守土将士。“热河伪军开抵商都，飞机多架协同扰乱”，“晋绥将领决心守土”。11月7日以一日运动巩固国防为目的，上海市市商会积极开始行动，并号召各省的市商会，通过以一日所得贡献国家，筹集款目，并且代为汇捐。11月9日“中华妇女社电傅作义慰勉将士”。到了11月10日，“绥旅平同乡绝食一日集资慰劳绥将士”。

总的来说：从8月起到11月14日前的这一段时间，从申报的报道和词频统计中可见，援绥运动是在绥远抗战正式爆发之前已经开始了，这一点是不同于以往学术界的认知的。然后：再以11月14日绥远抗战正式爆发为界，此前“绥”字的出现频率是1999条，而此后报道的词频就达到了6617条，后者是前者三倍有余。可见自绥远情势紧张、绥远抗战以来，国人对于绥远地区的总体关注显著上升。到了十一月十二月之间，申报对于“绥”的词频报道更是每天就多达数百条，可见当时国人对此事的关注热度居高不下，十分重视绥远地区的战事情况，同时援绥运动取得很大进展。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进入1937年，在整体关注度下降中，由于举行绥远抗战的纪念活动，“绥”字的出现频率在3月出现一个小高潮。从2月14日纪念活动开始预热，“兹着该总指挥即行筹备阵亡军民追悼大会以示表彰，同时对伪者亦应予以犒慰，大会之次日，并举行阅兵并整军容而励士气。”在之后的一个月里不断报道为纪念造势，如《傅作义启事》等多次报告纪念会详情，报纸还不断报道致祭纪念会的相关领导人，如汪精卫、熊斌、孔祥熙等政要，以及致祭纪念会的各团体，如新药业联合会、沪地方协会、沪商界等。即纪念会最终与3月15日正式举行，汪精卫亲到太原，蒋委员长、林主席、孔副院长等人亲自或或代表致祭，沪地方协会、沪商会、沪市党部等组织纷纷遥吊致哀，报纸上也发表多篇纪念文章。这使得绥远与绥远抗战又一次频繁得出现于公众的视野。

二、《申报》反映的援绥运动的特点

自绥远运动开展以来，民众热情高涨，不仅绥远、山西的民众积极援助，全国的百姓也是慷慨解囊，这在历次抗敌救国捐款援助中也极为罕见。但就在民众热情之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何最大程度动员群众，保证援助的广泛性和持续性，如何实现官方与民间的互动，在充分发挥民众援助积极性的同时，又能与抗战前线军民所需相结合成为摆在国民政府与各爱国援助组织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我们只有深入这一进程内部，了解援绥运动特点的变化历程，才能真正认识这一援助的复杂性。

第一，从地区拓展来看援绥运动的发展，呈现出由点到面，从晋绥区扩展至全国的趋势。自绥远形势不稳定，首先增援绥远的主要是以傅作义和阎锡山为首的晋绥将士进行军事增防。其次，随着战事迫近，北平、上海、南京也出现了自主的援绥运动。11月14日，敌伪军对于绥东的陶林、兴和、百灵庙等地开始大规模的侵扰，傅作义亲自坐镇平地泉，绥远抗战正式爆发，而后备物资是战事推进的基本保障。“张垣来人谈，此间杂粮米面皮货煤油，及各种生活必需品，均被某方购买一空——自张垣货物售尽后，又至大同宣化一带收买”。前方物资已被敌方垄断，而我方物资吃紧，物资援助绥省是非常紧迫的。北平学生率先募集，支持前方。“师大十三日开校务会议，以绥剿匪将士，守土街民，态度坚决，时入冬令，边疆苦寒，决发起捐款，为将士购备寒衣，以示慰劳”，又“北大学生决自十六日起，停煤火三日，以节约所得，慰劳绥边将士。”，“清华学生赴阵地参观慰劳”。上海市商会和妇女界率先慰劳。南京中央财政部立刻救济晋灾。“行政院令财部，拨振款十万元，救济晋灾，交太原绥靖公署京办事处转汇发放，并派赵玉玑赴晋会同办理。” 最后，在绥战爆发的第二天，援绥纷起，走向高潮，扩展至全国各地。从《申报》报道进行不完全统计，有杭州、香港、甚至还有境外华侨等。在变这一化趋势中，红格尔图战争胜利和克服百灵庙后出现两个高潮，人们的援绥热情高涨，渗透到地方的各个县区。“连日绥远前线抗战将士，克服百灵庙后，邑中人士，更异常兴奋援绥捐款更为踊跃。”

第二，援绥在实践的摸索中前进，由援助初期的无序走向有序。正如《申报》所指出的，“募捐之事，在绥战未爆发前，即陆续进行，战事爆发后乃更加由缓慢而一变为急进，由无组织一变而为有组织有计划”。初期，民众积极响应，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北平就曾经“以学生在街头募捐，影响秩序，决予制止”。为此市府与学校开会协商，予以解决。“前日此间地方当局，虽有禁止学生街头募捐之议，嗣经各校当局与地方当局接洽妥当，对于地方当局所顾虑的种种流弊，已均有补救办法，在遵照此种种办法下，全市学生之大募捐，即将于二十二日，全数出动”。其次，市党部、市商会积极统筹，组织援绥。上海市商会自先倡导，通电各省市商会（有天津，汉口，武昌，长沙，等共34个城市）领导实行，以各市的市商会为中心，汇集力量，为国民捐助绥远的提供便利。上海市市党部通过23条细则，指定中交等五银行收捐，全方位有纪律的组织援助。此外，民众还可以通过转运中央，巩固国防的形式，间接支持绥远，“徐各界响应节约一日救国运动——以所得口粮请专署转晕中央，充国防用途，并通电国人，一致进行”。再次，基层保甲制度在援绥中发挥作用。“各机关团体职员，除捐薪一日外，并节食援助，各商号以一日营业收入金额捐五十分之一，并利用保甲组织各甲推行一分运动（即每人纳资一分）是项运动，定十二月十三日起，各区一律实行。”通过上述渠道，援绥成效显著。“庶几小额捐款，不致因汇寄不便而疑沮，以貴会之热诚倡导，收效必有可观”，募捐成有纪律，有组织的开展，且捐助者和前方还形成良性互动。如在11月26日报道，各团体“将自身所得，交送至本会指定之银行，以资倡导案，决议照办，记录在卷，相应录案，至希查照”。南洋华侨劳军代表接受采访说“由本人观察，前方兵士，衣服尚称充裕，现需要者当为食品、医院中医生亦觉太少。”北平学生在傅作义出访北平时派代表会晤傅作义，与其商议今后援绥办法。可见此时援绥运动已经由早期的无序松散发展到组织高效、能动透明的进行社会募捐体系。

第三，从总体上来说，援绥运动做到了公开与透明。首先，这种透明体现在中间机构的透明，中间机构通过定期公布接收的数额、人名，一方面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捐助人对其监督。以《申报》馆接收到的捐款为例，在绥远抗战爆发后不久它即设立专栏《积极集款汇绥，为前方军士慰劳金》，并“由上海本馆及南京本馆办事处代收各界捐款”，“该项捐款除先制给收据外，并将捐款诸君台衔次日登报公布，以昭大信。”，此专栏一直持续到1937年的4月份，在援绥运动中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在实际的报道中，它将接收到的钱款落实到每一个捐助人，以1937年1月1日的报道为例，多至五十元，少至五分，都在《申报》中不厌其烦一一报道。其次，这种透明还体现在作为接收钱款方与捐献方的透明。如绥远军方曾专门在《申报》上发布启事说明，“傅作义近发绥远挺战收支各界慰劳款物征信录，刻已发出一千七百余册，预计当发至四三千册，始可完竣”，在这个册子中，傅作义不仅列出了受到款项，还将款项与支出相对照，使读者对钱款的用途一目了然，“该书编装新颖，对经收款物，分省细列各单位，对支出款物并按收数列表对照，分别统计，更将各部队受到款物凭据完全影印，为历来公布收支未有之创举。”这种公开与透明不仅可以较大程度得保证款项可以得到合理利用，减少贪污浪费的可能，还给予了被捐助人最大的参与感，增加民众的援助积极性。不可不谓一大亮点。

三、援绥运动的经验与教训再认识

在援绥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同时，也随之出现了各种问题，其虽不至于彻底破坏援绥动的正面效果，但是它引起了一些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绥远抗战乃至国民政府的认识和评价，是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的。

第一，援绥运动多以精神援助和物质援助为主，亲赴前线，捐躯国难罕见。“我们对于绥远抗敌将士的援助，还仅只是金钱的援助和精神的鼓舞，并未决心实行到前线上去与那里的战士一致抗敌……而现刻在前线上的兵力又极其有限，全国武力也尚未准备总的动员来对付敌人的新进攻……这当然是非常不够的”。明确的指出当前援绥运动存在的短板，以精神和物质为主，真有去前线捐躯的少，而实际中，捐躯援绥是十分有必要的。又见“国府一等卫士绥远人金善苟函晋绥旅京同乡后援会，原捐此一身，以报国人，拟即日返绥，参加战线”对于这一名捐躯卫士，被当局极为重视“二十二日经该会议决介绍至傅主席处，并由王用宾，赵丕廉两人以私人名义作函介绍”，得到当局的看重与鼓励，也从反面反应出，当时亲自去往前线捐躯是非常稀少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首先在制定援助计划前，就仅仅设定于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在11月16日的市联会关于援绥大会上，“协助援助方策，本分会等之意见，拟一电华北将士，先予以精神上之慰藉，二电请政府，予华北前方将士以实力援助，三发起筹募捐款，接济前方，予以物质上之慰劳”。其次，在实际援助中，也是以精神和物质为主，“自绥东战事爆发以来，此间人士，因感于前线我方士兵作战之悲壮……乃有普遍之援绥呼声，在此呼声中种种精神与物质表现，本甚众多，尤以绝食，停火，募捐等三事”。使得援绥运动只注重了物质和精神，而忽视真正去前方的问题。

第二，捐款中存在一定的强迫与摊派问题。“赈灾捐款援绥捐欵，关系国防要政，救荒举义，类皆采用摊认办法，名为自由捐助，而实际含有强制性质。”首先，在捐款有序化中起到积极作用的的一切机构，有时也会在捐款无形中充当了强迫捐款的工具，这些组织在募集捐款不够时会催促不愿或未交的人捐款，甚至“劝说”已经捐款的人再次捐款。如在援绥捐赠品展中就曾经利用了妇女慰劳会对需要认购赠品券进行“分配”，要求社会各界名人如杜月笙、孔祥熙、市长、司令夫人等人认捐，带有强烈的摊派性质。杭州医专高中、第一特区市民联合会等都出现“催缴”问题。其次，还通过借用“舆论”的社会影响，这就难免使得一些社会团体和组织陷入攀比的恶性循环中。“据数日来结果断论，知识份子最为慷慨，工人次之，住户更次之，商人又次之，住户更次之，商人又次之，小官吏之属最为吝啬”这种公开批评形成舆论的导向，会使其陷入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形成倒逼捐款。甚至还为了捐款运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比如山西监狱之中采用的“捐助囚粮一日援绥”方法。绝食“本属无钱可捐故不得不出此手段”，其意义在于精神方面使得爱国之心更加深刻，抗战决心更加决绝，但是绝食捐款在监狱推行时是有很大问题的。监狱中的囚犯，虽然有的是出于自愿，但是更多是被迫捐食，只“由一部分人发起的”和“所长同意下”，就要停炊一日，使得狱囚绝食一日，是非常不人性化。捐款本是一项有余力自觉贡献社会的公益活动，但是这种对于囚徒的强行剥夺性的募捐方式，特别是对于那些本就不愿意捐助的人来说，是非常不人道的。因为存在在这种带有强迫性质的捐款之下，我们就应该格外注意在踊跃捐款之下不那么踊跃的现象，正如陈秋草曾在援绥的画展结束后抱怨，“观众对渠此举意义，尚不能如渠意想中之重视。”

第三，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也影响了援绥运动的正常进行。比如1937年电影明星陈波儿女士北上助赈的过程中就因为对女性的歧视、对电影明星的曲解，遭到了许多阻难和曲解。陈波儿女士以及他的同事其本意是为尽“国民之责任”，然而因为她特殊的女电影明星的身份遭到了曲解，“这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交际花之流差不了多少的”因此认为她们的所谓劳军，“大抵也是巧立名目”。所以后来当局对他们进行“优待”，让其“演不成戏”，处于一腔热情却被北平当局所不欢迎，甚至传出了在北平被拘禁的传闻。无论什么身份都有资格表示爱国拳拳之心，何况女性、电影明星这样的身份并不是应该被另眼相待，因为这些不必要的因素影响民众的爱国之心，这种情况不得不让人深思。

在援绥运动中还体现在其他一些问题，比如有些钱款并未到位，在绥远战争正式爆发后的多日，《申报》一直大力推广，进行的募捐筹款，响应国家的购机献机，巩固国防运动，并且受到国人的积极广泛的支持，但是在绥远战场上，却不见我军战机，国人对此前的援助效果表示极大的质疑。“我们在报上只看到敌人的飞机轰炸我方阵地，却未见到自己有一架飞机去返攻敌人，我们那样多的飞机究竟到那儿去了呢！”综合史料我们可知，即使战争结束蒋介石也并未派遣空军支持绥远抗战，至于钱款何处不得而知，但并未到位确实确定无疑的。此外，还有不法分子利用民众爱国心从中牟利，“沪某中学校长电傅作义报告称，沪上近发现有人伪造绥东军民临时急救会证章，四处募捐。”

四、结语

就总体来看，援绥运动在不断发展中实现了全面化、多样化、规范化、透明化的转变，虽然存在一些瑕疵，但并不妨碍将其称为一场组织有序且成效显著的援助抗战运动。其意义首先从其直接效益来看，这场援助运动对抗敌前线军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需求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援助中全国民众慷慨解囊，在合理的组织下向前线输送钱财、衣物、食品以及医疗器械等，为解决绥远冰天雪地中的抗敌将士与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问题提供了保障，此外，各爱国团体、慈善机构还不断组织人员前往绥远劳军，为其提供精神支持以及物资保证之外，还带去了电影、音乐等，丰富了前线苦寂的生活。甚至从全面抗战的角度来看，这场全国性的救国运动，其几乎动员了广大领土上的各个省市、各个阶级、各个年龄段的人民，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到这场运动中来，这客观上激发了民众的民族感情，促进了爱国主义的教育活动，为全面抗战以及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实可称为全民族抗战之先声，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有时人感慨“实为民族复兴之起点”。

但同时，在热闹之下也要认识到此实为一定历史条件之产物，近代以来多年对日本的憎恨与傅作义大败匪伪结合在一起，同时又因是时全国尚基本统一，再辅之《申报》等的舆论宣传，这就使援绥运动成为国人感情的一个宣泄点，多年抑郁与自豪于此喷发，所以毁家纾难之人不在少数。乐观之人将此称为民族复兴之起点，《申报》之上各类报道都趋向于积极，只有少数人仍保持清醒坚持提醒时人勿对日本放松警惕，可见大部分人并未意识到危机将近。随着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战况较之绥远惨烈千倍，却难以再动员起这样范围广成效大的运动，不可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