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民学院  崔天翼

摘要：《劝学篇》是张之洞于维新运动期间作的一部政论集，表达了他对后洋务时期中国需要的新改革方案的看法。其内容庞杂充实，又秉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受到了历来学者的关注。但是，学界对于该书末篇的《外篇·非攻教第十五》关注不够，而这一篇章所论的内容却深刻反映了当时国家面临的现实的教务问题，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本文拟以该篇为中心，联系《劝学篇》相关篇章与时代背景，分析张氏对民教问题所持的立场与给出的方案。

关键词：“争教”；“非攻教”；民教冲突

《劝学篇》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重要政论著作，著于风云际会的戊戌年。其文提出了一系列战后新政的举措，尤其是全篇蕴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代表了当时广泛的认识基础。张氏在其文末篇《非攻教第十五》中表达了对日益激剧的民教冲突的态度，号召士人兴儒重教，一则主张国强教自昌，鼓励砥砺学问、谋取富强，再则反对民间谣传，反对盲目排外，并号召士绅“启导愚蒙”。他的主张在当时受到了在华传教士群体的积极关注与广泛欢迎，《劝学篇》也由此经传教士之手译传海外，产生了更为广大的影响。

学界历来对《劝学篇》颇有关注，自其问世以来，褒贬之争遂不绝。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劝学篇》的研究除传统地继续针砭行文内容并分析张氏的思想性质外，有的学者着重关注张氏的教育思想，这与其在新政运动中主持晚清学制改革有关；有的学者联系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同名著作，对比分析二者异同，进而解读晚清改革运动至得失；亦有学者关注到《劝学篇》的海外译文，并借此分析传教士群体对《劝学篇》的态度问题。综观之，相关学者对《劝学篇》的研究集中在《明纲第三》《正权第六》《变法第七》等主干篇章，对《非攻教第十五》缺少集中探讨。本文拟以《劝学篇》“非攻教”思想为中心，试析张之洞及其代表的主流士大夫群体在戊戌时期对洋教的态度。

一、“非攻教”的时代背景

1895年，大清在甲午战争中落败，救亡图强一时受到举国关注，随之而来的变法运动风起云涌。这一时期，新旧思想交锋激烈，派系主张错综复杂。维新激进派代表康有为、谭嗣同等主张废弃纲常，改造名教，与近代民主宪政相接轨；守旧派在时局压力下，逐渐在观念上转为赞襄新政，却坚决抵制康派变古乱常，捍卫儒家正统；以张之洞等开明官吏为代表的中间派或维新温和派，一方面支持维新派变法修政，深入制度层面改革，并且在地方进行了一定的实践；另一方面在维系儒家正统的问题上，又与守旧派的观点保持一致，认为改革虽然势在必行，但废弃圣教却不必要也不能够。1898年，张之洞刊刻《劝学篇》，企图纠正维新思潮之“偏”。是年春，作为维新宣传阵地之一的《湘学报》自第37期起连载张之洞所著的《劝学篇》，其所论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基本表达了当时社会主流思潮的变法愿望、变法内容与变法限度。

另一方面，自英法联军之役后，西方传教士获得在中国内地建堂传教的权利，既扩大了西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促进了对内地社会的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完善，又不可避免地招致了一系列民教冲突。戊戌前后，传教带来的双面影响为明显。以韦廉臣、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主持的广学会（前身为同文书会）及其所创办的《万国公报》为当时的士人开了一扇世界之窗，深刻影响了如王韬、康有为、梁启超等新派士人，对19世纪末期维新变法思想的兴起起到了示范、刺激、传输与推动的作用。而同一时期，甲午战后国内外局势加速严峻，地方民教冲突严重化。戊戌前后正是地方民教冲突的激聚期，尤其是巨野教案，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它不仅使时任山东巡抚李秉衡被撤职，更为德国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借口，即侵占胶州湾并以它为德国在山东半岛势力范围的中心据点，在19世纪90年代末的现实环境中，它开启了列强在华加强帝国主义侵略活动的一个进程。正值朝野热烈争论对于西学的新认知，又由于教务问题在当时成为焦点之一，张之洞在其文中专列《外篇·非攻教第十五》来表达对这一问题的处置方法。

二、“非攻教”的主要内容

（一）对儒学的定位

前文已明，在对待儒家正统名教的问题上，《劝学篇》与守旧派的基本立场一致，具有鲜明的卫道特色。张之洞虽为久历洋务的开明官僚，但其文化身份仍为儒家士大夫，他的改革方案也一向将“圣教”作为变法的限度，反对涉及信仰层面的改造。有言如：

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

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并此弃之，法未行而大乱作矣，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然则西政、西学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况揆之经典灼然可据者哉？

在《非攻教第十五》中，张氏再次将儒学提到与一般思想信仰不同的地位，认为“儒之攻他教者辨黑白，他教之相攻者争盛衰。”又认为“我孔、孟相传大中至正之圣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纯，人伦之至，即远方殊俗亦无有讥议之者。”虽然其论证方式并不超出传统士人的尊奉性说明，但还是表达了对儒学的超越性的认同以及对本土文化信仰的自信。

另外，他谈到“彼教不过如佛寺道观，听其自然可也，何能为害？”，从侧面反映了张氏对在华基督教的认知，这一认知在中国不仅有着深厚的传统根源，也是当时不少士大夫所持的真实态度，甚至可以联系到今日中国社会对于宗教的一般性认识。自周公制礼作乐，孔子删诗立经起，中国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不同于宗教世界观的现世性与实用性精神，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并不扮演必要的精神信条，而在传统中国的文化阶层中，学术与治术相结合的儒学显然与神圣象征的宗教不可并列，与西方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绑定下的宗教定位传统相去甚远。因此当中国的文化精英们面对这种外来的宗教，会给与一定程度的“忽视性”自由，即张氏所持之论。又如“曾文正公议论大局，曾具疏曰内地已有三四教，复加一教亦仍无碍，实通达之论也。”皆是此类认知。于此，侧面反映了儒学的不同，它是士大夫心中治平天下的主旋律，发挥着实实在在的社会作用，与超然物外的佛寺道观不可比。

（二）对士人的要求

《非攻教第十五》张氏提出时局“要在修政，不在争教。”这一认识首先强调摆正对待西教的态度，国家既已承认对西方传教的合法性，那么对于士人而言，唯有关注自强兴国才能扭转国势，扭转国势才能树立文化自信。援引他案“回教，无理者也，土耳其猛鸷敢战而回教存。佛教，近理者也，印度蠢愚而佛教亡。波斯景教，国弱教改；希腊古教，若存若灭。天主耶苏之教，行于地球十之六，兵力为之也”，认为“有志之士但当砥厉学问，激发忠义，明我中国尊亲之大义，讲我中国富强之要术，国势日强，儒效日章”。士人应明“古今时势之不同者也”，盲目采取抵抗情绪不仅不能真正阻止洋教渗透，反而是对社会秩序的破坏，为国家带来不必要的外交冲突与损失。一方面，他的主张突出了对士人的激励，另一方面，则表达了改争斗为建设的态度，突出同心谋国的愿景。

劝勉士人振兴旧学，引入旧学，谋求会通是张氏《劝学篇》最主要的宏愿。张之洞的维新方案与此前的薛福成、王韬、郑观应、宋恕、马建忠等早期改良派一脉相承。其内在逻辑最初是为引进西方先进事物提供论证，随着“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理论内容也在一点点发生着变化，从武器到工商业，又因从工商业利益保护出发要求改革财政政策、发展议政制度，再到对新式人才的需求，乃至要求变革培养人才的文教制度等等。而这些主张也都鲜明的反映在《劝学篇》当中，从铁路矿学到农工商学，到游学广译、变革科举等等。与前人不同的是，身为士林名宿又是帝国重臣，他的论著中在改革举措之外，更多的表现了对士大夫们训诫般的评议，号召他们摒弃因循，凝聚共识，共同为国家民族与文化传统的振兴出力。激励士林人心，这是传统中国面临危机之时中最普遍而重要的举措。

此外，张氏化斗争为修政的主张除了针对教会问题外，又不得不联系到维新前后愈演愈烈的新旧论战。维新激进派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与对“名教”的解构激起正统士大夫的激烈反驳，俱斥其毁教立教，尽废中学。虽从源流上说，这次论战实为中国传统的今古文之争的近代化样式，但处于戊戌年这个举国谋取新的改革思路的关口，使得学术之争上升到治术之争，乃至激烈的政治斗争。新旧双方皆以教为名，实为新一次“争教”运动。分歧一旦高于共识，必将造成士林分裂，酿成党同伐异之祸，这是中国历代最突出的政治经验之一。张氏作《劝学篇》，自陈“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立言动机。文中指出当时“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的状况，警告“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瘉”，将导致“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明确表达了对新旧间的论战及伪经改制等新说或将引发社会意识分裂的担忧。因此号召“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号召“艰危之世，士厉其节，民激其气，直言以悟主，博学以济时，同心以救弊，齐力以捍患”。可见，作为中间派与维新温和派的张之洞立著，主要的侧重在于会通共识，即构建民族主义旗帜，化分歧为共同的谋求国家自强的共识。

（三）对民教冲突的认识

张氏对民教冲突的基本认知更多表现了维护秩序的立场，将主因归结为劣生狂夫寻衅，是乡民愚昧，顽徒滋事所致。对于平民而言，他认为“夫无故而诟击则无礼”，“茫然不辨，一概愤疾则不明，诏旨不奉则不法，以数百人击一二人则不武”。对当时的中国民间流传传教士挖人眼制造镪水的说法，张氏予以驳斥，以为无稽之谈。另一方面，“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他号召民间士绅通明真相，疏导愚蒙，教化百姓不作过激举动。他的这些意见大略反映着政府的立场，是社会家长向子民做出的规治。

然而，他的这些简易的看法是相对肤浅的，反映了官府对民间抗教活动的一般反应，却不能深入揭示民间对于外来异己排斥情绪的根源。中国社会重视传统，民间社群尤是对于新加入的外来社会成员具有天然的抵触情绪。乡土社会是个亲密的社会，这些人却是“陌生”人，来历不明，形迹可疑。中国社会流行“感应论”，每有变故，这些不受信任的异己分子就要充当替罪羊角色。另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教会与教民享有领事裁判权，致使许多为非作歹之徒以之为庇护。外来势力自五口通商以来便成为在华第二权力系统，对不平等特权的憎恨，加上不信任与信仰冲突，再加上作为非官方的民间保护人的会社组织的运作，民教冲突遂愈演愈烈了。

虽如此，张氏提出的教化民众的主张表达了中国官方主动消弭民教冲突的态度，受到了传教士的广泛欢迎与认同。英籍在华传教士杨格非坦诚地写道：“‘非攻教’章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值得赞赏的。‘中国基督教小册子出版会’可能会几乎原封不动地出版它，这样，它将成为一本广为传布的非常有用的宗教宣传册子。”在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日趋激烈的年代， 张之洞以士大夫领袖的身份出而作此种宗教宽容的劝诫，给传教士带来一种安全感、温馨感，乃至使其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激之情，都是自然的、不难理解的。

三、结 语

总的来讲，张氏对民教问题的根源分析是民间的愚昧，提出的方案则集中在士人身上，突出其社会示范与社会教化作用。他的“非攻教”思想既是对现实问题做出的判断，又承接着一系列传统的因素，其立场总的来说是官方性的，其语气带有着强烈的训诫色彩。一般的看法认定张氏的主张以“卫道”为中心，具有强烈的保守性与妥协性，遂对之多以负面评价，但中肯来讲，张氏的温和态度对于中国平稳地朝着近代化迈进是存在一定合理性的。1899年，义和团运动风起，证明了张氏着眼“非攻教”的正确预判，但他简略而相对传统的回答没有办法去真正解答民教问题。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深入，纷纷攘攘的民教冲突最终渐渐消弭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