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时期，封建官僚士大夫发明出了一种以儒家学说为中心的新的思想体系，即“道学”，也叫做“理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道学是对当时儒家思想、佛教与道教思想的一种融合。但是，在程颢和程颐之后，理学走向了两种不同的方向。朱熹继承了程颢的思想，宣扬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性即理也,主张“格物”；陆九渊继承了程颐的思想，认为心即理也，理就在人们的心中，心是第一性的，主张“格心”。为此，朱熹和陆九渊曾多次辩论，陆九渊讥讽朱熹“易简工夫”，而朱熹则讥讽陆九渊为“禅学”。
关键字： 心即理； 性即理； 格物； 格心
朱熹认为二程（即程颢和程颐）的哲学思想是直接继承孟子的，“程夫子兄弟者出”，“续夫千载不传之绪”（《中庸章句序》），而他自己是继承二程的。他宣扬道统，认为道学已经掌握了永恒的终极的真理，他还宣扬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陆九渊嫌朱熹的学说过于复杂繁琐，他认为，理就在心中，“心即理也”，因此不必多向外求，只要“保吾心之良”，也就达到了最高的道德原则——“理”。陆九渊认为，他的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简易直截”，才是维护封建的社会制度，加强中央集权的最有效的办法。本文主要从本体论和工夫论两个角度来讨论二者的理论上的不同。
一、本体论角度
一是朱陆心性论之异。朱熹和陆九渊心性论的差异表现为心性二元和心性一元的区别。朱熹主张心性二元论，他认为心是主体认知之心，具有认知的功能，并非本体范畴，而性才是本体范畴。朱熹认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天得之而为天，地得之而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性才是宇宙本体。而陆九渊主张心性一元论，认为心是宇宙本体，心性为一，心所具有的属性，在性那里也同样具有。而性所具有的善而不恶的属性，心也同样具有。所以陆九渊主张把心性视为一物，不必区分它们。朱熹的心性论认为，心是认识的主体和思维器官，是一个认知论的哲学范畴，兼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宇宙本体之义。而哲学的理，作为超越主客体之上的绝对观念，是宇宙的本体。陆九渊则继承了程颢的心性为一的思想和“心是理，理是心”的命题，提出了“吾心即是宇宙”和“心即理”的著名命题，主张心性一元论，把主体与道德本体合一，把心提升为宇宙本体，从而使主体之心本体化。朱熹还批评陆九渊其心学体系中没有气的位置，把气禀之物当作心中之理，结果混淆了理与气的区别。在心与气的关系上，朱熹认为心属气之虚灵，而气中的虚灵部分是构成知觉之心的要素，但心又不完全等同与气，心是理气结合的产物。陆九渊心学的特点就是笼统合一，不讲体用之分，专就心上说。在这个前提下，他不讲心气之别，反对天理人欲之分，仅偶尔提到气禀、气象，并把存理去欲改造为存心去欲。朱熹批评陆九渊“学而不论性”，在性情关系上，其理论体系完备，思想内容丰富，是对孔孟以来传统儒学及张载、二程以来宋代新儒学人性论的深刻总结。与同时代追求简易工夫，少论性，不讲气的陆九渊心学风格迥异。
二是朱陆无极、太极观点之异。朱熹认为“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在朱熹看来，性、太极与理相当，是形而上的本体范畴。而陆九渊则认为阴阳为形而上之道，并不存在“形上”“形下”两个世界，只有一个世界。朱熹认为万事万物都有各自的理，这些万事万物各自的理又存在在一个根本的整体的理中，这个根本的整体的理即“太极”。他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观点，认为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的体现太极。朱熹主张“无极而太极”，也就是说“无形而有理”，在太极前加一无极主要是为了肯定超现实的理世界，强调太极的超时空超形体的性质，无极和太极实际上本为一个。而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也，心就是根本，一切从心发展出来，有“太极”就够了，不必再说“无极”了。所以他批评朱熹在太极上加无极，相当于叠床上之床，架屋上之屋，多此一举，但他忽视了朱熹这主要是为了强调理的形而上的本性。
二、工夫论角度
一是朱陆“格物”、“格心”之异。在关于“理”的思想上，二程没有差异。但是在如何体悟“理”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让人体悟“天人合一”的境界的问题上，二程走向了不同的方向。程颢认为，通过内心的把持，就可以实现此认知，即向内的工夫；程颐则认为应该通过向外的格物穷理才能实现这种认知，即向外的工夫。朱熹继承了程颐的格物致知工夫，发展出了程朱理学；而陆九渊和王阳明则继承了程颢涵养本心的思想，并发展出了陆王心学。陆九渊也讲“理”，但是他不认为理在万物之中而是在人们的心中，认为“心即理”。所谓“心即理”，就是心本身就包含着万物之理，陆九渊继承了孟子的说法，认为“万物皆备于我”，而王阳明则对“本心”的体认称之为“致良知”。在他们看来，只要体悟到人之本心或是“致良知”之后，就是体悟到了万物一理，自然体悟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正是由于陆九渊和王阳明把心作为了本体，所以特别重视发明本心。
二、朱陆方法论之异。在方法论上，朱熹重视文字解析，主张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阐述而发挥义理，重视哲学体系的建构，富于逻辑论证，具有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是使理学能够取代佛学而成为中国哲学发展的主导的理论形态。他主张，凡是读书就要熟读，熟读之后还要精思，达到精湛纯熟的地步，书中蕴含的里自然就明白了。除了熟读精思之外，读书还需要“玩味”、“涵泳”，如此才能更深刻的理解圣人思想的内涵。因为太过繁琐，被陆九渊批评到“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九龄批评说“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沈。”
陆九渊轻视知识和文字传授，以至轻视经典，重视心灵领悟，直指人心。陆九渊主张读书要少而精，为学的方法是“易简”“减担”。他主张通过“静坐”通过静坐的方法来体悟，但静坐并非理学的专利，佛教、道教也重视静坐，因此，朱熹曾写信给陆九渊“却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讥讽其为禅学。
尽管朱熹和陆九渊的理论在本体论和工夫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心学”和“理学”都是唯心主义的，他们的争论只是儒家学说内部的争论，都是以维护封建的社会制度为目的的。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的争辩更大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文化、教育的发展，推动了宋明理学的成熟。
参考文献：
[1].蔡方鹿：《宋明理学心性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9.
[2].陈四光：《德性之知》[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1.
[3].《中国哲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