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关键词：门阀制度；士族；地位下降；武则天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宗族门第观念深厚，因之而产生的门阀制度也影响了中国历史数百年。
门阀士族萌生于东汉，发展于三国，初步形成于西晋,东晋时发展到了顶峰，到隋唐时则趋于衰亡。综览门阀制度的发展历程可知，武则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士族地主势力趋向衰亡，庶族地主势力不断上升的时代，是士族地位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对于这一变化产生的原因，本文将通过分析武则天在掌权前后所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进行探讨。
一、武则天争夺后位
永徽年间，唐高宗即为后不久，朝野上下就因皇后废立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在这场斗争中形成了两派。一派是以出身名门士族的王皇后、太上国舅长孙无忌和顾命老臣褚遂良等为代表的反对派；另一派是以出身庶族寒门的武则天、大臣许敬宗、李勣为代表的赞成派。斗争的结果，反对派失败，褚遂良等被打压，王皇后被废，武则天取而代之，并逐渐参与到朝政之中。
关于这场斗争，有关陇门阀与山东寒族矛盾之说，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说法是有失偏颇的。对于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点中得到论证。
首先是斗争过程中武则天对于长孙无忌的态度。最开始，武则天是想要拉拢长孙无忌的。高宗在有了废王立武的想法后，“又畏大臣不从，乃与昭仪幸太尉长孙无忌第，酣饮极欢，席上拜无忌宠姬子三人皆为朝散大夫，仍载金宝缯锦十车以赐无忌。”只是，武则天与高宗双双登门送礼说情也未能得到无忌的支持，“竟不顺旨。”之后，武则天又转托其母与许敬宗去求情，“昭仪又令母杨氏诣无忌第，屡有祈请，无忌终不许。礼部尚书许敬宗亦规劝无忌，无忌厉色折之。”自此，“武后以太尉赵公长孙无忌受重赐而不助己，深怨之，”武则天于是开始疏恶长孙无忌。武则天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拉拢各方势力，增加自己上位的筹码，维护自身利益，而并不以双方所代表的势力阶层来作为划分自身势力阵营的依据。
其次是唐高宗支持立武则天为后的行为。按理说高宗应是门阀士族的总代表，但他在皇后废立一事上，却与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一帮士族大臣作斗争，坚持废掉出身关陇名门的王皇后，而支持拥立庶族寒门出身的武则天为后。可见，这并非是一次士族与庶族的斗争。
综上所述，这一场皇后废立之争，并非是关陇门阀与庶族寒门的斗争，在笔者看来应是一次皇权与相权的斗争，是高宗与长孙无忌之间对于权力的争夺。
长孙无忌在贞观、永徽年间，权势日益隆盛，最后已达到外戚干政的地步。太宗在位时，无忌作为玄武门之变的功臣，被封为齐国公。之后由于太宗的宠信，渐有左右朝政之势。到高宗即位后，因无忌有立储定策之功，“以长孙无忌为太尉兼检校中书令，知尚书、门下二省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而高宗对长孙无忌更是言听计从，“无忌以元舅辅政，凡有所言，上无不嘉纳。”这使得无忌得以相权独揽，甚至到了凌驾皇权的地步。面对这一现实，高宗选择了以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解决权力分配的矛盾，这一途径便是废王立武。这一事件使得君权与相权的斗争变得明朗化了。可以说，君相权力的斗争以废立皇后为契机展开，到无忌投缳自尽而告终，宣告了君权的胜利。而废立皇后，只是这场较量中的一个侧面而已。
这场斗争，以赞成派的胜利而结束。所以，在斗争结束后，胜出的赞成派势必会乘势崛起，找到自己的依附对象，并借机打击对手。而赞成派多数是一些出身寒门的庶族官僚，反对派则大多数是原来的一些当权派，多出身于世家大族。因此，这在客观上，提拔了一些庶族地主，打击了士族势力，致使门阀士族地位下降。
二、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武则天登上后位，为巩固自身地位，在得不到旧士族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选择通过笼络庶族地主来获得支持。于是采纳了许敬宗等人的意见，以高宗的名义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史载：“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氏本望，奏请改之，乃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比类升降，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于是士卒以军功致位五品，豫士流，时人谓之‘勋格’。”
可见，在修订《姓氏录》时，是以唐官品为标准，以五品为界的，凡是五品以上官员，不管以前是否是士族，都写进《姓氏录》中，而不到五品的官员，即便曾经是士族，也一概不写进去。这样就把大批地方大姓取消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地位逐步和官品高低融为一体，直接打击了地方豪强望姓的政治势力，而通过其他渠道，特别是军功晋升的官员，就得到了合法保护，“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大量庶族地主因此而提高了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得以进入统治集团，进一步打破了士族与庶族的界限，加速了门阀士族的衰落。
三、选拔人才
武则天掌权之后，旧的当权派还存在着一些势力，为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在得不到士族官僚的有力支持的情况下，只能选择培植新的势力为自己所用，笼络和提拔一部分人来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与反对自己的旧当权派进行对抗。为此，武则天进一步发展了科举制，广泛罗致人才。天授元年（690年），“太后策贡士于洛城殿。贡士殿试自此始。”首创由皇帝亲自策问举人的殿试。长安二年（702年），又开创武举，自此“每岁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于军部，”如期进行考试。当然，武则天并未阻止士族子弟参加科考，但是由于门阀士族一直以来拥有的特权，自身已经腐朽。他们此时已逐渐抛弃了两晋以来以武功进取的传统，在生活上奢侈享受，转而形成了矫揉造作的“名士”之风，一贯保持的文化优势，也逐渐丧失，他们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以致无法以科举入仕，地位降低。
武则天重视科举制度而轻视靠各种特权进入官僚集团的行为，给予了庶族有能之人一个相对公平的入仕机会，降低了门阀士族的威望。而武则天增加进士的录取名额，破格用人，“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并诏令内外九品以上的官员和百姓都可以自己举荐请求升官或做官等一系列措施，为普通地主广开仕途，提供了更多入仕的机会，奠定了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优势，使其获得了更高的社会地位，打击了门阀士族，降低了其政治、社会地位。
四、任用酷吏
武则天掌权后，为巩固统治，加强皇权，就要平衡宫廷内部不同阶级、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以一个势力来牵制另一个势力，在相互斗争中获得一种朝廷内政治上的平衡。所以，武则天不仅任用了狄仁杰、张柬之这样的贤相，更主要的是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酷吏，专办谋反大案。对于反对势力，武则天的做法常是“威刑以禁异议”。酷吏为罗织罪名，制造了许多可怕的刑具，对被告人进行摧残，对官员肆意诬告，导致“是时，酷吏恣横，百官畏之侧足。”“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或因入朝密遭掩捕，每朝，辄与家人诀曰：‘未知复相见否？’”而对于这些酷吏，“中外畏此数人，甚于虎狼。”在这些酷吏手下，李唐宗室贵戚、大臣也不能幸免。“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从这些史料中可以看出，武则天利用酷吏诛杀的主要是一批反对自己的门阀士族，尤其是关陇军事集团。经过酷吏的屠杀清洗，打击了恣行暴虐的门阀士族势力，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士族元气大伤，士族地位下降，而拥护武则天的庶族官僚则得到扶植，实力迅速增长，地位上升。
综上所述，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的下降，其根本原因并非是士族与庶族两大势力斗争的结果，而是由于君相之间对权力争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求以及士族阶级自身的腐朽性所造成的。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 杜佑.通典[M].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4]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马晓丽.关于武则天重用酷吏的几点看法[J].烟台大学学报,1991(3).
[6]赵克尧.武后之立与君相权力之争[J].温州师院学报,1988(1).
[7]孙炳元.武则天诛杀政策的社会历史影响[J].盐城师专学报,1988(2).
